第313章 步步惊心
作业的区域前方，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小丘陵，其中有一座海拔约 200 米的小山叫荔枝山，荔枝山中间穿过的是一条很重要的67 号公路，这条路从暹粒一直通到泰国，所以荔枝山相当于是一个军事要地。在山的背后，延伸出许多通往丛林的小路，这些丛林就是当年游击队藏身的地方。
内战期间游击队为不让政府军进入丛林，在各种各样的小路上布地雷。
每次去到这些小路，都会记录已发现地雷或炸弹的地理坐标，然后在我的卫星地图上标出。可以从宏观上推断出位置的规律。
地雷管理局有自己的网站，会在上面实时公布受害者情况，统计数据表示，至少超过 1/4 的地雷受害者，尤其是战后地雷受害者都是青少年。
因为孩子的天性就是到处跑，他们对危险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楚，所以防雷教育的工作重点也是在小孩子。
我们也觉得防雷教育是一项必须的工作，所以也参与一些防雷教育的工作。但是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类工作，一开始思维没有转变过来。
我们跟村民讲解地雷的种类、原理、型号、分级，讲急救措施，实际上，这些都是村民不需要知道的东西。
和我们一样在做防雷教育的还有一个民间组织，他们由美国教会出资，专门负责到各个小学去和学生们踢足球。
在踢足球的过程当中，用很简单的语言渗透防雷的意识，比如你们要注意地雷，不要碰不要摸，我觉得这很有意思，其实真正成效最大的措施，并不是那些技术含量最高的东西，反而是最简单的措施。
政府层面上对柬埔寨排雷的援助，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，但这些东西往往不为人知。
我觉得国际上有一些对咱们的刻板印象，并不能靠键盘改变。对于从来没有离开过县城的当地人，当他们能切切实实的看到一个国人在那，那么就会改变他们之前错误的认知。
通过民间的项目去展示我们的合作、责任和关切，我觉得这是在海外的这些项目最大的一个收获。
我们把疑似有爆炸物的地方分成了五个雷区，每一个区域完成的时候，都会举行一个土地归还仪式，搭几张桌子和台子，把我们挖到的爆炸物放到桌子上，展示给当地老百姓看，让他们直观地知道危险已经解除了。
然后大家会手拉手在地里面排成一条线趟一遍，用自己的脚来证明，这个区域真的是没问题。
这个展示的形式是我想出来的，我觉得通过这样比较极端的方式，能让老百姓产生信任，我们的排雷工作才不算白做。
那次举行仪式的时候，排雷局的政府官员也参加，但一开始他其实有点拒绝这样的方式。
相比而言军人和军人之间就好沟通很多。军人都比较怕被认为怂，宁可死也不能让别人觉得自己怂。
所以我当时站出来说我们自己挖的地雷，如果都没有信心在上面走，老百姓还怎么用这个地？
我走第一个，这样没有任何人会有退出的念头，或者有他也不敢表达出来。
排雷局的这个官员这个时候仍然不太愿意走，但是他带过来了两三个将军，将军一看手下的一等兵、二等兵、上尉、少校都敢走，自己肯定也不能认怂，很高兴地上来。
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事情就变得很容易，排雷局官员说“好，我也来”，就哆哆嗦嗦地跟我们从地里趟了一遍，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什么也没发生。
柬埔寨的水稻是一年三到四熟，长得非常快。我们把 1 号雷区的土地交还给村民后，他们马上就开始播种了。等到 2 号雷区我们排到尾声的时候，原来 1 号雷区的位置已经长满了茂盛的水稻。
有一天路过原来的 1 号雷区，已经看不出它是雷区，就跟其他的正常的土地一样，水稻已经长得很高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在插秧。
那天心情很好，突然莫名地冒出一个强烈的想法，我想跟他一块干，因为语言不通，我就跟他打手语示意，小孩没意见，我就和他一起插了一会秧。
插秧的间隙我放眼望去，一侧是山，一侧是水稻田，还有一侧是树林。
树林就在这片水稻田的旁边，是一片没有解除危险的雷区，因为长时间无人进入，雷区里的树木都长得很高，形成了一片树林。
柬埔寨乡下的风景很美，大片都是平原，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很小的山丘。夕阳西下，打在水稻田里面熠熠发光，耳边能听到鸟鸣，它们差不多是要回家。
那个画面很好看！
丁旭明白这样的人工扫雷危险程度高，毕竟在含铝的红土中作用时，金属探雷器错误警报率高、效率低，容易间接导致人员伤亡。
不过这种排雷行动至少有组织有纪律，更野的方式是不参加集体行动，自行排雷。
一些并未受过排雷知识教育的农民颇有胆量，扛着锄头就日夜出没在雷区。当然这些以身试险的行为是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驱使的，像在西北部的班迭曼奇省的一些乡村，清理一公顷土地可从雇主或村管理部门得到90美元的报酬。
而在西部的马德望雇佣扫雷价格已经从2002年的每公顷100美元上升到如今的250美元？
在柬埔寨极低的收入面前，这笔报酬可能挺多，但这其实也是穷人给自己的生命标价。
这种私自排雷的做法过于危险，因此也并未得到官方许可，柬埔寨排雷行动中心已经下令禁止村民自行排雷。
同时为了让人们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险性，柬埔寨每年都会举办全国防雷宣传日活动对民众进行防雷风险教育，在活动上邀请扫雷部门、柬埔寨埔寨红十字会、儿童基金会、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参加，给民众分享经验。
不幸的扫雷活动中受伤的人，可以在国家建立的身体康复中心得到帮助，不过假肢终归不如原装的好使。
内战期间游击队为不让政府军进入丛林，在各种各样的小路上布地雷。
每次去到这些小路，都会记录已发现地雷或炸弹的地理坐标，然后在我的卫星地图上标出。可以从宏观上推断出位置的规律。
地雷管理局有自己的网站，会在上面实时公布受害者情况，统计数据表示，至少超过 1/4 的地雷受害者，尤其是战后地雷受害者都是青少年。
因为孩子的天性就是到处跑，他们对危险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楚，所以防雷教育的工作重点也是在小孩子。
我们也觉得防雷教育是一项必须的工作，所以也参与一些防雷教育的工作。但是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类工作，一开始思维没有转变过来。
我们跟村民讲解地雷的种类、原理、型号、分级，讲急救措施，实际上，这些都是村民不需要知道的东西。
和我们一样在做防雷教育的还有一个民间组织，他们由美国教会出资，专门负责到各个小学去和学生们踢足球。
在踢足球的过程当中，用很简单的语言渗透防雷的意识，比如你们要注意地雷，不要碰不要摸，我觉得这很有意思，其实真正成效最大的措施，并不是那些技术含量最高的东西，反而是最简单的措施。
政府层面上对柬埔寨排雷的援助，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，但这些东西往往不为人知。
我觉得国际上有一些对咱们的刻板印象，并不能靠键盘改变。对于从来没有离开过县城的当地人，当他们能切切实实的看到一个国人在那，那么就会改变他们之前错误的认知。
通过民间的项目去展示我们的合作、责任和关切，我觉得这是在海外的这些项目最大的一个收获。
我们把疑似有爆炸物的地方分成了五个雷区，每一个区域完成的时候，都会举行一个土地归还仪式，搭几张桌子和台子，把我们挖到的爆炸物放到桌子上，展示给当地老百姓看，让他们直观地知道危险已经解除了。
然后大家会手拉手在地里面排成一条线趟一遍，用自己的脚来证明，这个区域真的是没问题。
这个展示的形式是我想出来的，我觉得通过这样比较极端的方式，能让老百姓产生信任，我们的排雷工作才不算白做。
那次举行仪式的时候，排雷局的政府官员也参加，但一开始他其实有点拒绝这样的方式。
相比而言军人和军人之间就好沟通很多。军人都比较怕被认为怂，宁可死也不能让别人觉得自己怂。
所以我当时站出来说我们自己挖的地雷，如果都没有信心在上面走，老百姓还怎么用这个地？
我走第一个，这样没有任何人会有退出的念头，或者有他也不敢表达出来。
排雷局的这个官员这个时候仍然不太愿意走，但是他带过来了两三个将军，将军一看手下的一等兵、二等兵、上尉、少校都敢走，自己肯定也不能认怂，很高兴地上来。
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事情就变得很容易，排雷局官员说“好，我也来”，就哆哆嗦嗦地跟我们从地里趟了一遍，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什么也没发生。
柬埔寨的水稻是一年三到四熟，长得非常快。我们把 1 号雷区的土地交还给村民后，他们马上就开始播种了。等到 2 号雷区我们排到尾声的时候，原来 1 号雷区的位置已经长满了茂盛的水稻。
有一天路过原来的 1 号雷区，已经看不出它是雷区，就跟其他的正常的土地一样，水稻已经长得很高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在插秧。
那天心情很好，突然莫名地冒出一个强烈的想法，我想跟他一块干，因为语言不通，我就跟他打手语示意，小孩没意见，我就和他一起插了一会秧。
插秧的间隙我放眼望去，一侧是山，一侧是水稻田，还有一侧是树林。
树林就在这片水稻田的旁边，是一片没有解除危险的雷区，因为长时间无人进入，雷区里的树木都长得很高，形成了一片树林。
柬埔寨乡下的风景很美，大片都是平原，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很小的山丘。夕阳西下，打在水稻田里面熠熠发光，耳边能听到鸟鸣，它们差不多是要回家。
那个画面很好看！
丁旭明白这样的人工扫雷危险程度高，毕竟在含铝的红土中作用时，金属探雷器错误警报率高、效率低，容易间接导致人员伤亡。
不过这种排雷行动至少有组织有纪律，更野的方式是不参加集体行动，自行排雷。
一些并未受过排雷知识教育的农民颇有胆量，扛着锄头就日夜出没在雷区。当然这些以身试险的行为是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驱使的，像在西北部的班迭曼奇省的一些乡村，清理一公顷土地可从雇主或村管理部门得到90美元的报酬。
而在西部的马德望雇佣扫雷价格已经从2002年的每公顷100美元上升到如今的250美元？
在柬埔寨极低的收入面前，这笔报酬可能挺多，但这其实也是穷人给自己的生命标价。
这种私自排雷的做法过于危险，因此也并未得到官方许可，柬埔寨排雷行动中心已经下令禁止村民自行排雷。
同时为了让人们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险性，柬埔寨每年都会举办全国防雷宣传日活动对民众进行防雷风险教育，在活动上邀请扫雷部门、柬埔寨埔寨红十字会、儿童基金会、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参加，给民众分享经验。
不幸的扫雷活动中受伤的人，可以在国家建立的身体康复中心得到帮助，不过假肢终归不如原装的好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