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画
莴玮
冬天，公社一时要建粮食仓库，一时要建中学校舍，总是往下摊派任务：每人交烟砖五口。马桥人没有钱买砖，只好到岭上去挖坟砖——当然是一些没有主的野坟。
山里人多住茅棚或木屋，建坟墓却决不马虎，总是耗费不少烟砖，似隐着一种千年万载永垂不朽的企图。这些坟历时太久，坟堆大多已经坍塌，茂密的荆棘茅草覆盖其上，与平地的草木连成一片，随便看上一眼的话，不大容易辨出坟的所在。我们用弯刀把坟上的草木砍除，用耙头将表土渐次掀开，让墓拱的青色烟砖一块块浮露出来。到这时候，胆子小的女知青便害怕地跑开了，躲得远远的。男人则一个比一个更勇敢，争着把耙齿插入砖缝，慢慢摇，摇得砖块松动，再猛地撬掉第一块砖。
如果是保存得比较好的坟，就像保温性能很好的一口锅，破坟之时，必有蒸腾的白色汽雾，一浪一浪从缺口翻涌而出，染开一片腥涩的尸骨之味，使我的胃不由自主地要呕。待白汽慢慢散尽了，我们怯怯地凑上前，从破开的砖孔里，窥见坟内黑暗的世界。借着一缕颤颤抖抖探入的阳光，可以看到曾历经人生的骷髅，空大的眼窝或宽阔的盆骨。也可以看到乱糟糟的积土和朽木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这些掘坟者不会期待能在坟里找到金银财宝，有时候能找到一两件铜器或陶器，就算运气不错。何况我们所见的骷髅好几个都朝下俯伏，照当地人的说法，这样的人都是恶死，比如遭雷劈的，吊颈的，枪杀的，后人不愿他们重返阳世延续恶运，断断乎不能让他们转生。让他们脸面朝下，就是让他们无法重见天日的重要措施。
人活着不一样，死后也有不同的待遇。
有一次，我们挖出一具女尸，发现她虽然已腐烂，但白骨还在，头发还乌黑发亮宛然有活气，其长度足可齐腰。两颗门牙居然也未腐败，独秀于嘴而且向外延伸，似有三寸多长。我们吓得四散逃跑。最后，还是队委会研究，以两斤肉一斤酒为代价，请出最不怕祸的黑相公，给那具尸骨浇了些柴油，一把火烧了，防止这女鬼闹出什么事来。多少年后，我从一位学者那里得知，这其实不算什么稀奇。人的死其实是一个慢慢的过程，头发和牙齿这两种器官比较特殊，在某种合适的环境里，相当时间内还可继续生长。外国医学界已有这方面的研究。
从岭上担回来的坟砖越来越多了。尸骨当然抛散在岭上。据说那一段岭上多老鹰，在天上飘来滑去，大概是嗅到了什么腥味，发动了食欲。还有人说，晚上听到岭上男嚎女叫，一定是鬼都跑出来了，冻得受不了，在那里咒骂挖坟的人。
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天天上岭干缺德的事。
兆青的胆子本来很小，挖祖坟却从不落后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每每抢在前面，是想找到坟穴里的一种稀贵之物：形如一颗颗大小不等的包菜，色彩鲜红，耀眼夺目，长在死者口舌处，似乎是呼吸的一种凝结，在墓穴悠悠岁月里绽开一朵惊人的美丽。农民把这种包菜模样的东西叫做“莴玮”，说是一种最好的补药，聚人体之精气，可理气补血，可滋阴壮阳，可祛风，可保胎，可延寿。《增广贤文》里有“黄金无真，莴玮无假”一语，就是指的这种东西，可见它的稀罕。他们还说，不是任何人死了之后都能从嘴里吹出莴玮的，只有那些富贵人，尝精品细，着棉枕皮，阳世里保养出金玉之体，才会有百年以后嘴上的成果。
有一天，兆青挖着地，突然长长地悲叹一声。
“想不得，想不得。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”他摇摇头，“老子的嘴巴里以后是长不出莴玮来的。”
旁人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面容也戚戚然。想想吧，每天只吞下一些红薯丝和老包谷，只吞下黑乎乎的干菜，连屁都放不出什么臭味，还想嘴上长莴玮？
“罗伯是长得出的。”万玉很有信心，“他有干崽子在夷边寄钱来。”
“本义也有点指望，他身上的精气足，肥料多。”兆青说，“他贼娘养的三天两头到上头去开会，一开会就杀猪，肉坨坨把筷子都压驼。”
“干部开会是革命工作。你嫉妒呵？”仲琪说。
“什么工作，还不就是养莴玮？”
“话不能这么讲。要是人人都长得出莴玮，莴玮也就太便宜了，太不值钱了，还上得了《增广贤文》？”
“土改那年，老子也差点当了干部。”兆矮子无限神往地回忆当年。
“你兆矮子连自己名字的倒顺都看不清，拿什么当干部？你要当得了干部，我天天倒起来用手走路。”仲琪自己觉得这话好笑，咯咯咯地干笑了几声。
兆青说：“仲拐子，你看你那龙根样，天天把语录袋背起，把毛主席像章挂起，给哪个看呢？你还以为你嘴巴上也长得出莴玮？”
“我不要。”
“你长不出。”
“我不长，免得别个来挖坟。”
“你也有坟让别个来挖？”
兆青这句话很恶毒。仲琪无后人，在众人眼里，一直有死后无人埋的危险，而兆青一窝养了五六个娃崽，由他说出这句话，显然是仗着自己的优势，踩对方的痛脚。
“兆痞子，你烂肝烂肺的家伙。”
“这个猪嬲的货。”
“你爹娘没给你洗嘴巴呵？”
“你洗了嘴巴也没有用，一肚子粪。”
两人嘴里越来越不干净，越来越有戾气，好容易才被其他人的话插断。为了缓和气氛，复查便说起公社的周秘书，说本义算什么呢？就算一个月开五个会，也只是间或油一下嘴巴，一肚子薯丝包谷是化不开的。只有公社干部最好过，今天转到这里，明天游到那里，都有人招待，都是过年。你看周秘书那白里透红的一身好肉，煎油都煎得一大锅。一条金嗓子中气最足，作一昼的报告还锣样响，比铁香的声音还好听。他以后长的莴玮还会小得了？
罗伯接过话头：“正是正是，不怕不识人，就怕人比人。要说本义嘴巴里长莴玮，顶多也就长出个芋头大，十个也比不上周秘书的一个，以后要是挖坟，还是要挖周秘书的。”
他们从周秘书说到何部长，说到县里、省里的大人物，最后说到毛主席。他们一致相信毛主席福气最大，福分最高，百年之后的莴玮肯定了不得——岂止是治百病，定是长生不老之神药。这样的国宝恐怕要用高级化学方法保护起来的，重兵日夜把守。
大家想一想，觉得也是这么回事。这时日头已经偏西，就悠悠地把耙头上肩回家去。
几天之后，周秘书来马桥检查生产情况，顺便要我用复写纸复写一份材料，还一个劲地表扬我的仿宋体标题做得好看。看着他笑眯眯的胖脸，我时常有片刻的恍惚，在他的嘴上想象出一颗包菜大小的莴玮——被他顶着到处走。他嗓音确实很亮，总是随着广播里的音乐，唱着最新的一支关于北京的颂歌，还不时问我他唱得如何，听取我重复了多次的吹捧。他还问我，他到县里当个文化局长怎么样？我说，当然，当然，凭你的艺术细胞，明摆着是文化局长的料。他更加高兴，不但继续哼哼唱唱，而且见什么人都亲热招呼，问问娃崽如何，问问猪如何。他对自己今后嘴上长出更大的一颗莴玮，似乎浑身洋溢着自信。
他让本义领着看烟砖去了。在我看来，是一颗大莴玮被一颗小莴玮领着去了，看以后不会有莴玮的人们挑烟砖去了——这种胡思乱想居然挥之不去，让我有点惶然。我猜想一定是这一段挖坟挖得太多了，挖得一脑子都有了尸臭，没有什么好东西。
“你说，除了仿宋字还有什么好看的字体？”
“莴玮。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哦，你是问……”
“我问还有什么好看的字体。”
我恍然醒悟，赶忙回答关于字体的问题。
根
三耳朵拐走铁香，引起了马桥人的义愤。尤其是妇人们，以前戳铁香的背脊，一次次探索她同文化馆长的关系，与照相馆小后生的关系，对她扭来扭去的背影缩鼻子撇嘴巴。现在，她们突然觉得那些关系都是可以容忍的，还可以马马虎虎带得过。她们甚至认为偷人也没什么，关键在于看偷什么人。铁香勾搭男人虽然有点那个，最不可接受的却是她勾搭三耳朵。
在这一点上，她们突然为铁香大抱不平，有一种包容铁香在内的团体感突然升腾起来，激动着她们，鼓舞着她们，温暖着她们，似乎铁香是她们推出的选手，在一场竞赛中不幸败北。她们不能不愤愤不平。三耳朵也太不体面了，太没个说头了，连一条颈根都没怎么洗干净过。虽说对乡亲还算义道，但要人品没人品，要家财没家财，也没读个像样的书，连爹娘都要拿扁担赶出门的人，笑人呵，铁香怎么可以跟上他？居然还怀上了——一胎？
她们几个月来分担着一种团体的羞辱。
对铁香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唯有一种说法可以解释这个结局：命。在马桥的语言中，人们不大说命，更多地说“根”，有一种自比植物的味道。他们看手纹，看脚纹，认为这些肉纹就是根的显现，形似根系也就不难理解。有一个过路的老人曾看过铁香手上的根，叹了口气，说她是门槛根，先人可能当过叫化子，低声下气跨过千家门槛。唉唉唉，这条根太长，到她的身上还没有断呵。
铁香咯咯咯地笑，不大相信。她父亲戴世清当过乞丐头子不假，但她现在已经成了书记的婆娘、书记的爱人，差不多就是书记，如何还扯上什么门槛？她没有料到，自己多年后的结局，居然应验了过路老人的话：她跟随了三耳朵，一个穷得差不多只能蹭门槛的男人，在遥远他乡流落终身。她像一棵树，拼命向上寻找阳光和雨水，寻找了三十多年，最终发现自己的枝叶无论如何疯长，也没法离根而去，没法飞向高空。
下贱的根镂刻在她的手心里。
与“根”相关的词是“归根”，所指不是普通话里白发游子的“归乡”，而相当于“宿命”。用他们的话说，泥看三寸，人看三支。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是算不得数的，过了三个岁支，也就是三个十二年，就开始归根了，是贵是贱，是智是愚，是好是坏，到三十六岁以后见分晓。什么人就是什么人。各就其位。铁香正是在三十六岁这一年疯了，鬼使神差跟上一个烂杆子，也是逃不脱的劫数。他们对此深信不疑。
格
“格”是一个常用词，跟“品格”、“资格”一类概念近义，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。有没有格，失（音she）不失格，是马桥人对他人的基本评价尺度。一个人的资历、学历、出身、地位、信誉、威望、胆识、才干、财产、善行或者劣迹，甚至生殖能力等等，都会使当事人的格发生变化。格又跟话份互为表里和互为因果，有格的人自然有话份，有话份的人肯定有格。
复查的同锅叔叔明启，人称明启叔，曾经在长乐街学会了做白案。公社开大会，常常要他去做馒头，这就给了他很大的格。每当有了这类机会，明启叔的称呼就变成了明启爹，不止明启自己脸上有了光，全马桥的村民都觉得脸上有了光，碰到有外乡人路过村里，也不管人家认不认得他，马桥人总要有意无意地隆重推出此人。要是听的人一脸茫然，或者不表示特别的兴趣，马桥人的脸就会立时拉下来，满眼透出鄙夷：你连明启爹都不晓得？如果他正打算烧茶款待你，你的待遇就可能因为你的茫然或不屑变成了一碗冷冷的颜茶。
明启做完馒头回村，喜欢背着手在村里走一圈，对看不顺眼的事情指指点点。再调皮的后生子对他一身的馒头味也敬畏三分，老老实实耷拉着脑壳不吭声。有一次，明启轻轻几句话就吓得一个叫“三耳朵”的后生不敢捉泥鳅，提了桶子往回溜，让我们知青颇为吃惊。三耳朵平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。我凑到他耳边问：“今天你何事这样老实？”他一副自认倒霉的样子，心服口不服地嘟哝：“算他有格吧，老子今天不吃眼前亏。”
我这才开始注意起，同是马桥人，有没有格活得很不一样。
罗伯有个干崽从夷边给他寄钱，等于寄了格给他。不然，光靠他的一把年纪，格大不到连本义也让他三分的地步。
兆青不会做馒头也没有干崽寄钱，但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，也使他的格略略高升。村里分红薯或豆子，到了他这一份，干部手中的秤杆子总要挑高些，以示对他的尊重。
当然，有些临时性的格就不无滑稽效果。比如外号黑相公的一个知青从城里回来，带来一瓶龙牌酱油，同仲琪换了一只山鸡。这种酱油是名牌，据说在眼下还是贡品，年年都要送到北京为毛主席烧红烧肉的，地方上起码要县级干部才沾得上边。消息传开，仲琪就享受了半个月的格，半个月内咳嗽的底气都足了许多。尽管他一滴半滴地用着酱油，终也架不住左右邻舍三天两头来求，架不住公社干部和本义一次次来访，眼看瓶子一天天空了，他的格也水落船低，恢复了原先的水准。他央求黑相公再给他换一瓶龙牌酱油，他情愿付出两只山鸡。黑相公满口答应，只是一直交不出货，大约城里的贡酱油也开始紧俏了。
仲琪还想找明启爹帮忙，另辟途径寻找龙牌酱油，寻找他的格。但明启爹的格大，仲琪吞吞吐吐，几次都没有找到靠近他的机会，没有找到说上话的机会。
明启这一段忙着去公社做馒头，做干部们吃的馒头，因此俨然成了半个干部，如同皇帝骑过的马匹和蹲过的厕所都身价不凡。他忙着指导村里各项工作。队干部们也高看他一眼，开会时见他一进门，就不明不白地让出个座。他听本义布署生产，一边听一边点头或者摇头，表示赞同或者反对，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地插上一段，大部分同马桥公务无关，只关系到现在的天气太凉面不好发，以及碱厂偷工减料，碱粉不起作用等等与馒头相干的事。队干部们也老老实实听着，偶尔参与一下关于白案技术的讨论。假使他这一天说得兴起，耽误干部们的正事，那也无所谓，没人敢对他下逐客令。
有点可惜的是，人一有了格，就容易昏头，尤其是像明启这种因某种机遇升格的人，更容易得志猖狂。他的馒头名气远播，这没错，连县里有时开大会也会叫他去做白案。但他不知是第几次进城的时候，认识了县招待所扫地的李寡妇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勾搭上了。寡妇毕竟是城里人，见识不少，懂得床上如何温存，还让明启乖乖交出了大批馒头。到最后，明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一整袋特批给县府首长的高级面粉扛到了李家，顺手还捎去一个猪脑壳。
东窗事发，李寡妇丢了差事。明启（爹的称呼已经取消）则灰溜溜回了马桥，从此再没有给干部做馒头的机会。这还不说，他在村里的地位一落千丈，人变得日渐猥琐，休说是干部们开会，就算开全体社员大会，也轮不到他发言。如果有什么事非要人人都表个态，他慌慌地伸出个脑袋，说话声若蚊蝇，恼得本义一次次呵斥：“大点讲，大点声讲！又不是没吃饭。”
他常常被派去干最苦的活，工分也比别人低。
马桥人恨铁不成钢，恨明启贪财好色，把全村好端端的一份光荣轻易断送，好像全村人都偷过面粉和猪脑壳。于是他们时不时要把“失格”二字劈面摔给他一次，摔得他终日郁郁寡欢，不等我们离开马桥回城，竟然积郁成疾，命归黄泉。在这个不无残忍的过程中，我明白格也可以集体化的。正因为明启是马桥不可多得的人物，他的格已经成了马桥全村人的共同资本，才变得如此重要。他随便放弃了这个格，就是对全村人的犯罪。
好多年以后，我回到马桥，走在田埂上，听见一群娃崽在树下唱一首歌谣：
明启偷野鸡，
当场被抓起，
抓到裤裆县，
脱裤又剐衣，
警察打屁股，
看你吹牛皮，
牛皮一声叭，
屁股通红的。
……
我的心头一震。没想到事隔多年，明启还活在马桥，活在下一辈人的歌谣里，以他的一袋面粉，以他的失格立下了一块不朽口碑。这块碑说不定将在马桥世世代代相传，直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本义，没有了复查或其他人，也没有了我，甚至没有了树下这些唱歌的娃崽。
只要还有语言，他就可能一直活下去，活入深深的未来。
破脑（以及其他）▲
兆青说到钱数，总是让人听不懂，一开口就是黑话。比如他说到车票价，售票员就木然。他发现了这一点，才改口说“三角”。
三，在他的嘴里变成了“南”。类似的词还有：加（一），田（二），风（四），汤（五），滚（六），草（七）等等，我已经记不全了。这些词在马桥以外的地方并不完全通用，比如在双龙弓那边，在罗江的那边，表示“四”的词可能是“戈”，也可能是“西”，还可能是“老罗家”。
中国的数词也许是最为丰富和奇怪的，如果仅仅把我在湖南听到的数词收集起来，恐怕就足足可以编出一本大书。几乎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传统的行业，都有各自对数词的特殊命名，都有数词的隐秘化和代号化，而且不断更换，表现出一种隐瞒真情的冲动。数词成了重重壁垒，对人们的秘密给予范围越来越小的圈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远行人要知道所到之处正在发生些什么事，不是很容易的。
数词成了对社会融合最顽强的阻抗之一。
在马桥，最大的数字，或者说“很多很多”，用“破脑”一词来表示。先人们也许觉得脑容量有限，想的事情一多，脑子就会炸破。比如小学生说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太多，经常恨恨地咬牙：“破脑破脑的作业！”
哩咯啷
有一天，万玉看见岩匠志煌打老婆，打得女人喊救命，便上去劝解，说看在他的面上，手莫下狠了。岩匠一看见他无毛无须的脑袋，鼻子眼里都是火，说你是哪个裤裆里拱出的货，我打死这个贼婆子与你何干？万玉说新社会讲文明，妇女都是女同志，不能随便打的你晓不晓？
争了一阵，最后岩匠冷笑着说，那好，你心疼女同志，老子成全你。你受得住我三拳，我就给你这个面子。
万玉平时是相公身子，最怕痛，在田里被蚂蟥叮一口也喊爹喊娘，一听这话就脸色发白。他结结巴巴，大概想当着旁人的面把好事做到底，紧紧闭上眼，硬着头皮大喊一声好。
他太自不量力了，眼睛闭得再紧也没用。志煌还只给他第一巴掌，他就大叫大喊栽倒在水沟里，半天没有爬起来。
岩匠冷笑一声，弃他而去。
万玉好容易站稳脚跟，冲着面前一个黑影说：“你再打呵，你再打!”没看见黑影动，倒听到了周围有人笑。他揉揉眼睛定神一看，总算看清了，黑影不是岩匠，是一架车谷的风车。
他恼怒地冲着志煌家的大门吼叫：“煌宝我儿你跑什么？你有种的来打呵，你狼心狗肺，你说话不算数，你欠我两拳你你你不是个人！”他晕头转向，豪气还是发错了地方：岩匠没有在那里，到岭上去了。
他踉踉跄跄地回家。路上很多人笑他一身的泥水：“推匠，又检查生产来呵？”
他只是苦笑。“我要告状，告状！人民政府当家，还怕他煌宝伢子翻天不成？”
他又说：“我舍得一身剐，不怕他何部长偏听偏信！”
他凡事都往何部长那里想，都认定是何部长的阴谋，旁人对这种莫名的仇恨总是不明不白，真要问他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
对于他来说，替女人挨打是寻常事。他一次次不由自主卷入到人家夫妻打架的事件中，无一例外地为女人打抱不平，于是陆续付出皮肉之苦的代价，甚至付出头发和牙齿。有些受到他偏袒的女人，嫌他多事，一气之下也配合丈夫朝他脑袋上抡抡拳头，使他颇为委屈。一般来说，他不会与这些女人计较。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，他也很乐意听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。
什么是哩咯啷呢？它是个象声词，描述五音阶小调时常用，在马桥词汇里也代指情人以及谈情说爱的活动。更准确地说，它表示不那么正规、认真、专心的情爱，较多游戏色彩，一股胡琴小调的味，是介乎情爱和友善之间的一种状态，不大说得清楚。正因为如此，它也只能用哩咯啷这种含混不清若定若移的符号来给以敷衍，引导一种边界模糊的想象。草丛里的野合是哩咯啷。男女之间随意打闹调笑一下，也可以被称之为哩咯啷。可以断定，如果马桥人看见了城里的交谊舞或男女同行，一定也会将其纳入哩咯啷的范围——一个婚姻之外缺乏明确分析和表述的广阔范围。
马桥人有很多语焉不详的混沌意识区，哩咯啷是其中之一。
晕街
普通话里有“晕船”、“晕车”、“晕机”之类的词，但没有马桥人的“晕街”。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，只在街市里发生，伴有面色发青、耳目昏花、食欲不振、失眠多梦、乏力、气虚、胸闷、发烧、脉乱、呕泻等等，妇女患此病，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。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，包括枸杞、天麻、核桃什么的。
因此，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，也很少在那里过夜，更不会长住。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，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，整整瘦了一圈，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。他说苦哎苦哎，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！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，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，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。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：多吃腌菜。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，外加多打赤脚，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。
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。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，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。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，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、汽油味、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，不大可能致病。事实上，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。我离开马桥之后，读了些杂书，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，就像催眠术。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，听到说睡觉，就可能真睡了；听到说鬼魅，就可能真见鬼了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，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——一旦他的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、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，那么，事实上的敌对状态，反过来会更加印证他的预想，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。
这一类例子揭示了另一类事实，不，严格地说不是事实，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，或者说再生xing事实。
狗没有语言，因此狗从不晕街。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，就有了其他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，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，一语成谶，众口铄金，无中生有，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。想到这一点以后，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。我带她坐汽车，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，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。待下一次坐汽车，我预告她会晕车，结果，她情绪十分紧张，坐立不安，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。这一类试验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，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，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。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，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。就像“晕街”一词的发明者，一个我不知道的人，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，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。
那么“革命”呢，“知识”呢，“故乡”呢，“局长”呢，“劳改犯”呢，“上帝”呢，“代沟”呢……在相关的条件下，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？还会造就什么？
我没法说服马桥人。
我后来知道，本义若不是因为晕街，也差一点吃上国家粮。他从朝鲜战场回来，在专署政府当马夫，以后很可能当干部，前途一片阳光。他像其他马桥人一样，总觉得街上的日子闷。那里少见姜盐豆子茶，没有夏夜星空之下的水流声，没有火塘边烤得热乎乎的膝盖和胯裆……他的马桥话不大容易让人听懂。他也没法像街上人起床那么早。他忘记扣好裤子的前裆总是遭同事的嘲笑。他不习惯把茅房叫做什么厕所，也不习惯茅房分男女。
他也学习一些同事的习惯，比方说用牙刷，用水笔，甚至跟着耍耍篮球。第一次上场他忙得满头大汗，到下场时还没有摸到球。第二次上场，对方抢了球刚要攻篮，他突然大叫一声“停——”，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目光一齐投来。他不慌不忙走出场，揪了一把鼻涕，又回到场内，对球员们若无其事地挥挥手：“太急火了，太急火了，慢点来。”
他不知道场上的人们为什么发笑。他听出了笑声中有恶意。他揪鼻涕有什么不妥么？
伏天，街上比乡下要燥热得多，热得好没良心。他晚上在街上游荡，看见一些女学生从面前跑过，穿得真是下，短裤下露出了大腿和脚。他还看见树阴下一排排竹床，上面有陌生的女人正在摇扇睡觉。一种类似熟肉的气味来自她们的下巴、赤足、腋下的须毛或者领口偶然泄露出来的一轮雪白。他觉得全身燥热，呼吸急促，脑袋周围一圈痛得难受——肯定是晕街了。他抹了半盒万金油也没有用，请人在他背上刮出几道红红的痧，还是脑袋炸，嘴巴也烧出了一圈泡。他挽着袖口恶狠狠地在街上转了几个来回，一脚把草料筐踢出丈多远：
“老子走!”
几天之后，他从乡下回来了，火气尽泄，笑眯眯地拿出山里的粑粑，分给同事们尝新。
那时他的一个哩咯啷在张家坊，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寡妇，身肥如桶，消除他的火气绰绰有余。
专署离马桥足有两天多的旱路，他不可能经常回去泄火。
他向首长报告，他有晕街的病，马桥人都有这种病，享不得富贵的。他希望能够回山里去做他的两亩滂田。首长还以为他不安心养马，给他换了个工作，到公安处当保管员。在同事们看来，他有点不识抬举，就在到任的第二天，居然对处长老婆非礼——当时那婆娘正在研究床上的一件毛衣，两手撑着床沿，屁股翘得老高。本义有点高兴，朝触目抢眼的屁股拍了一巴掌：“看什么看什么？”
婆娘大吃一惊，红着脸开骂：“你这个臭王八蛋，你是哪里拱出来的货？你想做什么？”
“你怎么开口就骂人呢？”他对旁边一位秘书说，“她如何嘴巴这么臭？”
“你手脚往哪里放？”
“什么手脚？我只是拍了一下……”
“不要脸的你还敢说？”
“我说什么了？”
本义一急，就说起了马桥话，说得嘴巴抽筋也没有什么人能听懂。但他看见那个臭婆娘远远地躲到了墙角，也听懂了她嘴里真真切切三个字：
“乡巴佬!”
领导后来找本义谈话。本义一点也不明白领导有什么可谈的。好笑，他这也算犯错误？也算是调戏妇女？他不过是拍了一巴掌，拍在哪里也是拍，他在村子里的时候谁的屁股拍不得？他忍着性子，没同领导斗嘴。
领导定要他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。
“没什么根源，我就是晕街。一到这街上，火就重，脑壳就痛，每天早上起来，都像是被别个打了一顿。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我说我晕街。”
“晕什么街？”
领导不是马桥人，不懂得什么叫晕街，也不相信本义的解释，一口咬定本义是拿胡言乱语来搪塞。本义感到高兴的是，因祸得福，一巴掌倒是把他的处分拍下来了，他的差事丢了，可以回家了，以后又可以天天吃姜盐豆子茶，还可以每天早上睡懒觉了。他拿到回乡通知的时候，高高兴兴地骂了一通娘，一个人进馆子狠狠地吃了一碗肉丝面，喝了三两酒。
多少年后，他有一次到县里开一个干部会，碰到自己在专署的老同事胡某，以前的一个小通信员。胡某现在当官了，在会上说的“三个关键”、“四个环节”、“五个落实”，本义完全听不懂了。胡某轻轻蹾着纸烟的动作，向右上方理一理头发的动作，吃饭以后还要漱漱口而且用把小刀削苹果的动作，本义也感到十分陌生，十分惊讶和羡慕。他在老同事下榻的招待所客房里手足无措，对着明亮的电灯也睁不开眼。
“你呀你，当初是亏了一点，也就是一件小事么，不该处分得那么重。”胡某抚今追昔，给了他一个已经削了皮的苹果。
“不碍事的，不碍事的。”
老同事叹了口气：“你现在是不行了，文化太低，归队也不合适了。你有娃崽没有？”
“有，一男一女。”
“好呵，好呵，年成还好？”
“搭伴你，锅里还有煮的。”
“好呵，好呵，家里还有老的？”
“都调到黄土公社阎家大队去了。”
“你还很会开玩笑。你婆娘是哪里的？”
“就是长乐街的，人还好，就是脾气大一点。”
“好呵，好呵，有脾气好呵……”
本义不知道对方的“好呵好呵”是什么意思，以为对方这样详细了解他的情况，会为他作出什么安排，给他什么好处，但终究没有听到。不过，这个晚上还是很令人愉快。他感激老同事没有忘记他，对他仍然客气，还接济他十斤粮票。他还回想到多年前处长婆娘的那一个圆圆臀部，有片刻幸福的神往。散会的那一天，老同事还要留他多住一晚。本义说什么也不同意。他说年纪大了，现在更晕街了，还是回去好，老同事要用他的吉普车送本义一程，本义也连连摇手。他说他怕汽油味，平时路过加油站都要远远地绕道，根本不能坐车的。他旁边的一位干部证明，这不是客气话，马桥一带的很多人都怕汽油，情愿走路也不坐车。县汽车运输公司不久前把长途线路延伸到龙家湾，意在方便群众，没料到一个月下来没有几个乘客，严重亏损之下，只好又取消那一班车。
老胡这才相信了，挥挥手，目送本义的身影上了路。
豺猛子
天子岭的层层折皱里，藏着一个小小村寨，叫岔子弓。去那里要经过一条小溪。水很冷，却不深，上面有一些冒头的石块，可供过溪的行人落脚，三步两跳，就过去了。这些石头通常披挂青苔，卧在水草丛里，没有什么特别。
我好几次经过那里，去岔子弓刷写毛主席语录或者去挑禾种。有一次，同行的人问我，过溪的时候发现什么情况没有。我想了想，说没有。他说，你再想想。我再想了想，还是说没有。他问，你记不记得水里面有一块长长的大岩头？我记不起来了，在他的一再提醒下，才依稀有一点印象。是的，上一次过溪，大概在水流中部靠柳丛那边，好像是有一块长形岩石——我在上面落过脚，还蹲在上面洗过脸。也许。
同行人笑了。他说那根本不是岩头。上次发大水，几个放牛娃崽在岭上看见，那块长形岩石突然翻身打挺，在溪里搅起一团浑水，顺着大水游到下面去了——原来那是一活物：豺猛子。
豺猛子就是豺鱼，也叫豺聋子，豺呆子。马桥人说，这种鱼吃鱼，不吃草，性子最凶，有时候也最憨实，让人踩了个把月动也不动。
这以后，我看见一些大岩石或者大木头，都有一丝紧张和警惕。我担心它们会突然扭动起来，化做什么活物倏然逃去。任何爬满青苔的地方，也许会突然裂开一只黑洞洞的眼睛，冲着我漫不经心地眨一眨。
流逝
很多词典里都收录了这个词。
《中国民间方言词典》（南海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)是这样解释的：流势，也作“流澌”。屈原《九歌?河伯》：“与女游兮河之渚，流澌纷兮将来下。”原用于形容水流迅速。今作马上、立刻、飞快。如“他饭也不呷，撂下筷子流势就走了。”
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（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）是这样解释的：流些=流时，副词，连忙：“听到咯个消息，他流些跑来了。”
有些南方小说家也各行其是地使用过这个词，如周立波在《山乡巨变》等作品中经常用到“流水”，比如：“天下雨了，他流水喊人到场上去收谷。”
除了“流澌”已被古人注解为解冻冰块，应暂时排除不论以外，“流势”，“流些”，“流时”，“流水”，“流逝”，它们稍有差异，但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，即“马上”。这些词也应该产生于多水的南国，正如“马上”只可能产生于多马的北国，大概是没有疑问的。
流逝，表现了南国人对时间最早的感觉。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。”他们发现无论是潺潺小溪，还是浩荡大河，都一去不复返，流逝之际青年变成了老翁而绿草转眼就枯黄，很自然有惜阴的紧迫感。流逝也许是缓慢的，但无论如何缓慢，对流逝的恐惧使人们必须用“流逝”这个词来时时警戒后人，必须急匆匆地行动，给这个词灌注一种紧张感。
浆
发音gang，指稀粥。马桥是个缺粮的穷山村，“吃浆”是个经常用到的词。
《诗经?小雅》言：“或以其酒，不以其浆”，浆用来泛指比酒低一等的饮料，比如浸泡粟米以后的水液。《汉书?鲍宣传》载“浆酒霍肉”一语，意思是生活的豪奢，把酒当做浆，把肉当做霍（豆叶）了。可见浆从来就是专属于穷人的食饮之物。
初到马桥的知青，容易把“吃gang”听成“吃干”，误解成相反的意思。其实，这里凡j的发音总是用g代替，比如“讲”发音为gang，“江”也是发音为gang，吃浆有时候听起来也像“吃江”。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家家的锅里都是水多而粮少，附会成“吃江”，其实也未尝不可。
冤头
有些词一旦进入实际运用，就会出现奇异的变化：它们的反义在自身内部生长和繁殖，浮现和泛滥，最后把自己消灭，完成对自己的否定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这些词从一开始就是自己潜在的反义词，只是人们不大容易察觉。
它们有自己很难看到的背影。
比如“揭示”的隐义其实是遮蔽。一部春gong片对性的揭示，刚开始还可能使观众心惊肉跳，目瞪口呆，但被观众司空见惯以后，揭示成了车载斗量和汹涌而来的重复，事情就不会有别的结果，只可能使观众一步步麻木，熟视无睹，无动于衷，面对无限春色也会连连哈欠。性的过分刺激，最终只能使性感觉衰竭乃至完全消失。
“赞扬”的隐义则是诋毁。对某一个人的诋毁，很可能使那个人获得更多同情。对一部影片的诋毁，很可能使观众在观看前降低期待值，观看时反而获得意外的好感。于是，一个有足够生活经验的人，不会不明白毁誉相成的道理，不会不体会到鲁迅先生所言“捧杀”的可怕。赞扬可以给敌手加上过分的荣耀和褒奖，引起旁人的嫉妒，引来公众本来不一定有的故意挑剔，大大增加普遍招怨的可能。赞扬也可能使敌手脑子发热，骄纵懈怠，在往后的日子自己铸成大错，不待他人指责就落入名声扫地的下场。对敌人最好的办法，更多时候其实是赞扬而不是诋毁。
那么“爱”呢？那么盐早对他祖娘的爱呢？是不是也有一种词义的背影隐藏其后？爱的情感流过去以后，是不是有令人惊讶的东西沉淀下来？
盐早的祖娘是个性子很古怪的人。白天要睡觉，到晚上反而要爬下床来，又是劈柴又是烧茶，有时候还哼哼地唱歌。盐早把她扶上了茅房，她偏不解手，盐早刚把她扶上床，她就屎尿交加臭气冲天。她呼天喊地地要吃酸蒜头，盐早好容易借来了，她又呼天喊地要吃锅巴，把酸蒜头拨出碗外，满地都是。等到她把锅巴吃完了，她宣称自己什么也没吃，肚子饿得贴了背，诅咒盐早一心要把她饿死，诅咒盐早是个不忠不孝的家伙。好几年了，盐早就这样手足无措地照看着这位老人，一个把他们兄弟俩抚养大的老人。
盐早嗷嗷嗷地叫着，对祖娘有一种特别的心疼。一看见她赌气绝食什么的，就会急得团团转，额上青筋暴突，张开一排龅牙，叫得上村的人家都听得到。他家里一张小饭桌已经整修过几次了，据说每次都是他心急如焚时一掌拍垮的。我当然明白，这样嚎叫和拍桌出自他的心疼。可惜的是，我同样明白，这种心疼正在使祖娘对他的心疼越来越习以为常，习以为贱，最后到了既不珍惜也无察觉的地步。她常常翻着白眼咕咕哝哝，念着盐早的弟弟盐午。明明是盐早给她做的棉鞋，她硬说是盐午给她做的。明明是盐早背着她去卫生院看病，事后她硬说是盐午背着她去的。没有人可以纠正她这些奇怪的记忆。
盐午在远处读书，在外面学油漆匠和学中医，从来没有在家里照看过她，甚至在她病重住院的时候也没有去过卫生院。但他偶尔回家一转，老人就要拉着他数落盐早的不是，有时候还满脸是笑，摸出一个在口袋里温了好些天的糍粑，或者两瓣已经干瘪瘪的柚子，偷偷塞给对方，奖赏她的贤孙。
盐午最擅长的是指导和指责，比方说对哥哥的嗷嗷叫大为不满：“她是个老，老小老小，你只能把她当娃崽，跟她生什么气呢？”
盐早理亏的样子，不吭声。
“她要闹的时候，你就让她闹。她精神足，阳气旺，闹一闹可以释放能量，恢复生理平衡，晚上倒可能会睡得安。”
他是个有知识的人，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不大容易懂。
盐早还是不吭声。
“我晓得她磨人。没有办法。再吵事，再磨人，也没有办法，她总是个人吧？就算是条狗，也不能随便把她杀了吧？你怎么打得下手？”
他是指盐早前不久狠狠抽打祖娘的手——当时那只手捡起鸡屎往她自己的嘴里塞。盐早事后也不明白，他当时为何那样暴躁，手为何那么重，居然两下就把老人的手打肿了，几天后还白翻翻地脱了一层皮。人们说，盐早与农药交道太多，一身是毒，打在什么人的身上，都要烧脱对方一层皮的。
“她的被子要洗了，有股尿臊气。听见没有？”读书人说完就走了。他每次回来都是这样，吃一顿饭，抹抹嘴，作出一些安排就走了。当然，他尽可能留下一点钱。他有钱。
我不能说，盐午的训斥和钱不是一种仁厚，即便是一种局外和事后的反应，仁厚还是仁厚。但这种仁厚的前提恰恰是因为他以前很少住在家里，很少受到祖娘的折磨。我也不能说，盐早的动武不是一种冷漠，即便是面对一种不可理喻的自虐者，冷漠还是冷漠。这种冷漠来自他任何办法统统失效以后的绝望，来自他失败的爱。在这里，爱和恨换了个位置，就像底片在成像过程中黑滤下了白，而白滤下了黑。在马桥的这个老蛊婆面前，人的仁厚滤下了冷漠，而人的冷漠滤下了仁厚。
马桥人有一个特殊的词：“冤头”。这个词有点像“怨”，包含了爱与恨两种含义。冤头常常处在这样一种处境：对方已经毫无可爱之处，因此惯性的爱不再是情感，只是一种理智的坚守和苦熬。人们可以想象，一种爱耗尽之后，烧光之后，榨干之后，被对方挥霍和践踏得一干二净之后，只剩下爱的残骸和渣滓，充满着苦涩，充满着日复一日的折磨。这就是“冤”。爱者可以有回报，在付出爱以后，至少可以给自己留下了某种动人的回忆。而冤者没有任何回报，什么也留不下，一直到自己一无所有和全部输光的地步，包括一步步输掉了爱的全部含义和全部特征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在道德舆论面前，冤者也输掉了问心无愧的权利。
盐早就是他祖娘的冤头。
祖娘后来终于死了。下葬的时候，盐午赶回来哭得最为伤心，跪在棺木前，别人拉也拉不起来。从他晶莹的泪光里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悲痛的真实。盐早却木木的，人家要他做什么，他才会做什么，目光很空洞，表情很呆板。也许他这些天来给老人洗身子，换寿衣，买棺木，已经忙得没有工夫流眼泪了，也没有眼泪了。
因为盐早家的阶级成分，来给老蛊婆吊丧的人不多，也没有请人唱孝歌，做道场。丧事办得极为冷清。祖娘的娘家来了几个后人，免不了把怨气一古脑朝盐早发过去，说盐午还有点孝心，眼睛都哭红了，也舍得跪，只有盐早那个家伙不成体统——据说这家伙以前对老人就不怎么样，三天两头吵架，到现在也没个交代，眼眶都没怎么湿。死了条狗也要难过的么。这个没良心的货，以后不遭雷打？
对于这些七嘴八舌，盐早还是不吭声。
罢园
兆青一直怀念这个儿子，一直想把他再生出来。一直生到第八个，还是没有成功，他未能找到额头上的黑痣。
在一个已经开始控制生育的年代，兆青的一大堆娃崽显然不合时宜。从第四个娃崽开始，他给儿子取的名字里都有一个“元”字：桂元，昌元，茂元，魁元。在马桥的语言里，“完”与“元”同音。言下之义，他的这些儿子都是终结。至于为什么一次次没有终下来结下来，他就含含糊糊说不清了。
党支部书记本义对他的言而无信非常恼火，有一次在大会上作报告，突然想起这件事，横着眼睛插进来一句：“有的人家这个元那个元，早就说元，就是不罢园，一眨眼睛，又拱出来个秋丝瓜，搞什么鬼呢？”
他又说：“搞生产也不讲究质量，生得一破脑娃崽，没一个有看相的，吊眉毛的，塌鼻子的，你不丑人我都丑人了！”
兆青在下面咕咕哝哝没敢顶嘴。
要听懂这段话，还需要了解“罢园”的含义。罢园是农事常用词，指田园里最后一轮收获，即清园，净园，息园。这个词后来也引申为（一）“秋天”或者（二）“结束”。例如：“罢园（秋天）了，要加袄子了。”“美帝国主义就要罢园（结束）了。”等等。在本义的眼里，兆青的婆娘是一块永远不息园的瓜地。
冬天，公社一时要建粮食仓库，一时要建中学校舍，总是往下摊派任务：每人交烟砖五口。马桥人没有钱买砖，只好到岭上去挖坟砖——当然是一些没有主的野坟。
山里人多住茅棚或木屋，建坟墓却决不马虎，总是耗费不少烟砖，似隐着一种千年万载永垂不朽的企图。这些坟历时太久，坟堆大多已经坍塌，茂密的荆棘茅草覆盖其上，与平地的草木连成一片，随便看上一眼的话，不大容易辨出坟的所在。我们用弯刀把坟上的草木砍除，用耙头将表土渐次掀开，让墓拱的青色烟砖一块块浮露出来。到这时候，胆子小的女知青便害怕地跑开了，躲得远远的。男人则一个比一个更勇敢，争着把耙齿插入砖缝，慢慢摇，摇得砖块松动，再猛地撬掉第一块砖。
如果是保存得比较好的坟，就像保温性能很好的一口锅，破坟之时，必有蒸腾的白色汽雾，一浪一浪从缺口翻涌而出，染开一片腥涩的尸骨之味，使我的胃不由自主地要呕。待白汽慢慢散尽了，我们怯怯地凑上前，从破开的砖孔里，窥见坟内黑暗的世界。借着一缕颤颤抖抖探入的阳光，可以看到曾历经人生的骷髅，空大的眼窝或宽阔的盆骨。也可以看到乱糟糟的积土和朽木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这些掘坟者不会期待能在坟里找到金银财宝，有时候能找到一两件铜器或陶器，就算运气不错。何况我们所见的骷髅好几个都朝下俯伏，照当地人的说法，这样的人都是恶死，比如遭雷劈的，吊颈的，枪杀的，后人不愿他们重返阳世延续恶运，断断乎不能让他们转生。让他们脸面朝下，就是让他们无法重见天日的重要措施。
人活着不一样，死后也有不同的待遇。
有一次，我们挖出一具女尸，发现她虽然已腐烂，但白骨还在，头发还乌黑发亮宛然有活气，其长度足可齐腰。两颗门牙居然也未腐败，独秀于嘴而且向外延伸，似有三寸多长。我们吓得四散逃跑。最后，还是队委会研究，以两斤肉一斤酒为代价，请出最不怕祸的黑相公，给那具尸骨浇了些柴油，一把火烧了，防止这女鬼闹出什么事来。多少年后，我从一位学者那里得知，这其实不算什么稀奇。人的死其实是一个慢慢的过程，头发和牙齿这两种器官比较特殊，在某种合适的环境里，相当时间内还可继续生长。外国医学界已有这方面的研究。
从岭上担回来的坟砖越来越多了。尸骨当然抛散在岭上。据说那一段岭上多老鹰，在天上飘来滑去，大概是嗅到了什么腥味，发动了食欲。还有人说，晚上听到岭上男嚎女叫，一定是鬼都跑出来了，冻得受不了，在那里咒骂挖坟的人。
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天天上岭干缺德的事。
兆青的胆子本来很小，挖祖坟却从不落后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每每抢在前面，是想找到坟穴里的一种稀贵之物：形如一颗颗大小不等的包菜，色彩鲜红，耀眼夺目，长在死者口舌处，似乎是呼吸的一种凝结，在墓穴悠悠岁月里绽开一朵惊人的美丽。农民把这种包菜模样的东西叫做“莴玮”，说是一种最好的补药，聚人体之精气，可理气补血，可滋阴壮阳，可祛风，可保胎，可延寿。《增广贤文》里有“黄金无真，莴玮无假”一语，就是指的这种东西，可见它的稀罕。他们还说，不是任何人死了之后都能从嘴里吹出莴玮的，只有那些富贵人，尝精品细，着棉枕皮，阳世里保养出金玉之体，才会有百年以后嘴上的成果。
有一天，兆青挖着地，突然长长地悲叹一声。
“想不得，想不得。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”他摇摇头，“老子的嘴巴里以后是长不出莴玮来的。”
旁人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面容也戚戚然。想想吧，每天只吞下一些红薯丝和老包谷，只吞下黑乎乎的干菜，连屁都放不出什么臭味，还想嘴上长莴玮？
“罗伯是长得出的。”万玉很有信心，“他有干崽子在夷边寄钱来。”
“本义也有点指望，他身上的精气足，肥料多。”兆青说，“他贼娘养的三天两头到上头去开会，一开会就杀猪，肉坨坨把筷子都压驼。”
“干部开会是革命工作。你嫉妒呵？”仲琪说。
“什么工作，还不就是养莴玮？”
“话不能这么讲。要是人人都长得出莴玮，莴玮也就太便宜了，太不值钱了，还上得了《增广贤文》？”
“土改那年，老子也差点当了干部。”兆矮子无限神往地回忆当年。
“你兆矮子连自己名字的倒顺都看不清，拿什么当干部？你要当得了干部，我天天倒起来用手走路。”仲琪自己觉得这话好笑，咯咯咯地干笑了几声。
兆青说：“仲拐子，你看你那龙根样，天天把语录袋背起，把毛主席像章挂起，给哪个看呢？你还以为你嘴巴上也长得出莴玮？”
“我不要。”
“你长不出。”
“我不长，免得别个来挖坟。”
“你也有坟让别个来挖？”
兆青这句话很恶毒。仲琪无后人，在众人眼里，一直有死后无人埋的危险，而兆青一窝养了五六个娃崽，由他说出这句话，显然是仗着自己的优势，踩对方的痛脚。
“兆痞子，你烂肝烂肺的家伙。”
“这个猪嬲的货。”
“你爹娘没给你洗嘴巴呵？”
“你洗了嘴巴也没有用，一肚子粪。”
两人嘴里越来越不干净，越来越有戾气，好容易才被其他人的话插断。为了缓和气氛，复查便说起公社的周秘书，说本义算什么呢？就算一个月开五个会，也只是间或油一下嘴巴，一肚子薯丝包谷是化不开的。只有公社干部最好过，今天转到这里，明天游到那里，都有人招待，都是过年。你看周秘书那白里透红的一身好肉，煎油都煎得一大锅。一条金嗓子中气最足，作一昼的报告还锣样响，比铁香的声音还好听。他以后长的莴玮还会小得了？
罗伯接过话头：“正是正是，不怕不识人，就怕人比人。要说本义嘴巴里长莴玮，顶多也就长出个芋头大，十个也比不上周秘书的一个，以后要是挖坟，还是要挖周秘书的。”
他们从周秘书说到何部长，说到县里、省里的大人物，最后说到毛主席。他们一致相信毛主席福气最大，福分最高，百年之后的莴玮肯定了不得——岂止是治百病，定是长生不老之神药。这样的国宝恐怕要用高级化学方法保护起来的，重兵日夜把守。
大家想一想，觉得也是这么回事。这时日头已经偏西，就悠悠地把耙头上肩回家去。
几天之后，周秘书来马桥检查生产情况，顺便要我用复写纸复写一份材料，还一个劲地表扬我的仿宋体标题做得好看。看着他笑眯眯的胖脸，我时常有片刻的恍惚，在他的嘴上想象出一颗包菜大小的莴玮——被他顶着到处走。他嗓音确实很亮，总是随着广播里的音乐，唱着最新的一支关于北京的颂歌，还不时问我他唱得如何，听取我重复了多次的吹捧。他还问我，他到县里当个文化局长怎么样？我说，当然，当然，凭你的艺术细胞，明摆着是文化局长的料。他更加高兴，不但继续哼哼唱唱，而且见什么人都亲热招呼，问问娃崽如何，问问猪如何。他对自己今后嘴上长出更大的一颗莴玮，似乎浑身洋溢着自信。
他让本义领着看烟砖去了。在我看来，是一颗大莴玮被一颗小莴玮领着去了，看以后不会有莴玮的人们挑烟砖去了——这种胡思乱想居然挥之不去，让我有点惶然。我猜想一定是这一段挖坟挖得太多了，挖得一脑子都有了尸臭，没有什么好东西。
“你说，除了仿宋字还有什么好看的字体？”
“莴玮。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哦，你是问……”
“我问还有什么好看的字体。”
我恍然醒悟，赶忙回答关于字体的问题。
根
三耳朵拐走铁香，引起了马桥人的义愤。尤其是妇人们，以前戳铁香的背脊，一次次探索她同文化馆长的关系，与照相馆小后生的关系，对她扭来扭去的背影缩鼻子撇嘴巴。现在，她们突然觉得那些关系都是可以容忍的，还可以马马虎虎带得过。她们甚至认为偷人也没什么，关键在于看偷什么人。铁香勾搭男人虽然有点那个，最不可接受的却是她勾搭三耳朵。
在这一点上，她们突然为铁香大抱不平，有一种包容铁香在内的团体感突然升腾起来，激动着她们，鼓舞着她们，温暖着她们，似乎铁香是她们推出的选手，在一场竞赛中不幸败北。她们不能不愤愤不平。三耳朵也太不体面了，太没个说头了，连一条颈根都没怎么洗干净过。虽说对乡亲还算义道，但要人品没人品，要家财没家财，也没读个像样的书，连爹娘都要拿扁担赶出门的人，笑人呵，铁香怎么可以跟上他？居然还怀上了——一胎？
她们几个月来分担着一种团体的羞辱。
对铁香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唯有一种说法可以解释这个结局：命。在马桥的语言中，人们不大说命，更多地说“根”，有一种自比植物的味道。他们看手纹，看脚纹，认为这些肉纹就是根的显现，形似根系也就不难理解。有一个过路的老人曾看过铁香手上的根，叹了口气，说她是门槛根，先人可能当过叫化子，低声下气跨过千家门槛。唉唉唉，这条根太长，到她的身上还没有断呵。
铁香咯咯咯地笑，不大相信。她父亲戴世清当过乞丐头子不假，但她现在已经成了书记的婆娘、书记的爱人，差不多就是书记，如何还扯上什么门槛？她没有料到，自己多年后的结局，居然应验了过路老人的话：她跟随了三耳朵，一个穷得差不多只能蹭门槛的男人，在遥远他乡流落终身。她像一棵树，拼命向上寻找阳光和雨水，寻找了三十多年，最终发现自己的枝叶无论如何疯长，也没法离根而去，没法飞向高空。
下贱的根镂刻在她的手心里。
与“根”相关的词是“归根”，所指不是普通话里白发游子的“归乡”，而相当于“宿命”。用他们的话说，泥看三寸，人看三支。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是算不得数的，过了三个岁支，也就是三个十二年，就开始归根了，是贵是贱，是智是愚，是好是坏，到三十六岁以后见分晓。什么人就是什么人。各就其位。铁香正是在三十六岁这一年疯了，鬼使神差跟上一个烂杆子，也是逃不脱的劫数。他们对此深信不疑。
格
“格”是一个常用词，跟“品格”、“资格”一类概念近义，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。有没有格，失（音she）不失格，是马桥人对他人的基本评价尺度。一个人的资历、学历、出身、地位、信誉、威望、胆识、才干、财产、善行或者劣迹，甚至生殖能力等等，都会使当事人的格发生变化。格又跟话份互为表里和互为因果，有格的人自然有话份，有话份的人肯定有格。
复查的同锅叔叔明启，人称明启叔，曾经在长乐街学会了做白案。公社开大会，常常要他去做馒头，这就给了他很大的格。每当有了这类机会，明启叔的称呼就变成了明启爹，不止明启自己脸上有了光，全马桥的村民都觉得脸上有了光，碰到有外乡人路过村里，也不管人家认不认得他，马桥人总要有意无意地隆重推出此人。要是听的人一脸茫然，或者不表示特别的兴趣，马桥人的脸就会立时拉下来，满眼透出鄙夷：你连明启爹都不晓得？如果他正打算烧茶款待你，你的待遇就可能因为你的茫然或不屑变成了一碗冷冷的颜茶。
明启做完馒头回村，喜欢背着手在村里走一圈，对看不顺眼的事情指指点点。再调皮的后生子对他一身的馒头味也敬畏三分，老老实实耷拉着脑壳不吭声。有一次，明启轻轻几句话就吓得一个叫“三耳朵”的后生不敢捉泥鳅，提了桶子往回溜，让我们知青颇为吃惊。三耳朵平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。我凑到他耳边问：“今天你何事这样老实？”他一副自认倒霉的样子，心服口不服地嘟哝：“算他有格吧，老子今天不吃眼前亏。”
我这才开始注意起，同是马桥人，有没有格活得很不一样。
罗伯有个干崽从夷边给他寄钱，等于寄了格给他。不然，光靠他的一把年纪，格大不到连本义也让他三分的地步。
兆青不会做馒头也没有干崽寄钱，但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，也使他的格略略高升。村里分红薯或豆子，到了他这一份，干部手中的秤杆子总要挑高些，以示对他的尊重。
当然，有些临时性的格就不无滑稽效果。比如外号黑相公的一个知青从城里回来，带来一瓶龙牌酱油，同仲琪换了一只山鸡。这种酱油是名牌，据说在眼下还是贡品，年年都要送到北京为毛主席烧红烧肉的，地方上起码要县级干部才沾得上边。消息传开，仲琪就享受了半个月的格，半个月内咳嗽的底气都足了许多。尽管他一滴半滴地用着酱油，终也架不住左右邻舍三天两头来求，架不住公社干部和本义一次次来访，眼看瓶子一天天空了，他的格也水落船低，恢复了原先的水准。他央求黑相公再给他换一瓶龙牌酱油，他情愿付出两只山鸡。黑相公满口答应，只是一直交不出货，大约城里的贡酱油也开始紧俏了。
仲琪还想找明启爹帮忙，另辟途径寻找龙牌酱油，寻找他的格。但明启爹的格大，仲琪吞吞吐吐，几次都没有找到靠近他的机会，没有找到说上话的机会。
明启这一段忙着去公社做馒头，做干部们吃的馒头，因此俨然成了半个干部，如同皇帝骑过的马匹和蹲过的厕所都身价不凡。他忙着指导村里各项工作。队干部们也高看他一眼，开会时见他一进门，就不明不白地让出个座。他听本义布署生产，一边听一边点头或者摇头，表示赞同或者反对，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地插上一段，大部分同马桥公务无关，只关系到现在的天气太凉面不好发，以及碱厂偷工减料，碱粉不起作用等等与馒头相干的事。队干部们也老老实实听着，偶尔参与一下关于白案技术的讨论。假使他这一天说得兴起，耽误干部们的正事，那也无所谓，没人敢对他下逐客令。
有点可惜的是，人一有了格，就容易昏头，尤其是像明启这种因某种机遇升格的人，更容易得志猖狂。他的馒头名气远播，这没错，连县里有时开大会也会叫他去做白案。但他不知是第几次进城的时候，认识了县招待所扫地的李寡妇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勾搭上了。寡妇毕竟是城里人，见识不少，懂得床上如何温存，还让明启乖乖交出了大批馒头。到最后，明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一整袋特批给县府首长的高级面粉扛到了李家，顺手还捎去一个猪脑壳。
东窗事发，李寡妇丢了差事。明启（爹的称呼已经取消）则灰溜溜回了马桥，从此再没有给干部做馒头的机会。这还不说，他在村里的地位一落千丈，人变得日渐猥琐，休说是干部们开会，就算开全体社员大会，也轮不到他发言。如果有什么事非要人人都表个态，他慌慌地伸出个脑袋，说话声若蚊蝇，恼得本义一次次呵斥：“大点讲，大点声讲！又不是没吃饭。”
他常常被派去干最苦的活，工分也比别人低。
马桥人恨铁不成钢，恨明启贪财好色，把全村好端端的一份光荣轻易断送，好像全村人都偷过面粉和猪脑壳。于是他们时不时要把“失格”二字劈面摔给他一次，摔得他终日郁郁寡欢，不等我们离开马桥回城，竟然积郁成疾，命归黄泉。在这个不无残忍的过程中，我明白格也可以集体化的。正因为明启是马桥不可多得的人物，他的格已经成了马桥全村人的共同资本，才变得如此重要。他随便放弃了这个格，就是对全村人的犯罪。
好多年以后，我回到马桥，走在田埂上，听见一群娃崽在树下唱一首歌谣：
明启偷野鸡，
当场被抓起，
抓到裤裆县，
脱裤又剐衣，
警察打屁股，
看你吹牛皮，
牛皮一声叭，
屁股通红的。
……
我的心头一震。没想到事隔多年，明启还活在马桥，活在下一辈人的歌谣里，以他的一袋面粉，以他的失格立下了一块不朽口碑。这块碑说不定将在马桥世世代代相传，直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本义，没有了复查或其他人，也没有了我，甚至没有了树下这些唱歌的娃崽。
只要还有语言，他就可能一直活下去，活入深深的未来。
破脑（以及其他）▲
兆青说到钱数，总是让人听不懂，一开口就是黑话。比如他说到车票价，售票员就木然。他发现了这一点，才改口说“三角”。
三，在他的嘴里变成了“南”。类似的词还有：加（一），田（二），风（四），汤（五），滚（六），草（七）等等，我已经记不全了。这些词在马桥以外的地方并不完全通用，比如在双龙弓那边，在罗江的那边，表示“四”的词可能是“戈”，也可能是“西”，还可能是“老罗家”。
中国的数词也许是最为丰富和奇怪的，如果仅仅把我在湖南听到的数词收集起来，恐怕就足足可以编出一本大书。几乎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传统的行业，都有各自对数词的特殊命名，都有数词的隐秘化和代号化，而且不断更换，表现出一种隐瞒真情的冲动。数词成了重重壁垒，对人们的秘密给予范围越来越小的圈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远行人要知道所到之处正在发生些什么事，不是很容易的。
数词成了对社会融合最顽强的阻抗之一。
在马桥，最大的数字，或者说“很多很多”，用“破脑”一词来表示。先人们也许觉得脑容量有限，想的事情一多，脑子就会炸破。比如小学生说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太多，经常恨恨地咬牙：“破脑破脑的作业！”
哩咯啷
有一天，万玉看见岩匠志煌打老婆，打得女人喊救命，便上去劝解，说看在他的面上，手莫下狠了。岩匠一看见他无毛无须的脑袋，鼻子眼里都是火，说你是哪个裤裆里拱出的货，我打死这个贼婆子与你何干？万玉说新社会讲文明，妇女都是女同志，不能随便打的你晓不晓？
争了一阵，最后岩匠冷笑着说，那好，你心疼女同志，老子成全你。你受得住我三拳，我就给你这个面子。
万玉平时是相公身子，最怕痛，在田里被蚂蟥叮一口也喊爹喊娘，一听这话就脸色发白。他结结巴巴，大概想当着旁人的面把好事做到底，紧紧闭上眼，硬着头皮大喊一声好。
他太自不量力了，眼睛闭得再紧也没用。志煌还只给他第一巴掌，他就大叫大喊栽倒在水沟里，半天没有爬起来。
岩匠冷笑一声，弃他而去。
万玉好容易站稳脚跟，冲着面前一个黑影说：“你再打呵，你再打!”没看见黑影动，倒听到了周围有人笑。他揉揉眼睛定神一看，总算看清了，黑影不是岩匠，是一架车谷的风车。
他恼怒地冲着志煌家的大门吼叫：“煌宝我儿你跑什么？你有种的来打呵，你狼心狗肺，你说话不算数，你欠我两拳你你你不是个人！”他晕头转向，豪气还是发错了地方：岩匠没有在那里，到岭上去了。
他踉踉跄跄地回家。路上很多人笑他一身的泥水：“推匠，又检查生产来呵？”
他只是苦笑。“我要告状，告状！人民政府当家，还怕他煌宝伢子翻天不成？”
他又说：“我舍得一身剐，不怕他何部长偏听偏信！”
他凡事都往何部长那里想，都认定是何部长的阴谋，旁人对这种莫名的仇恨总是不明不白，真要问他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
对于他来说，替女人挨打是寻常事。他一次次不由自主卷入到人家夫妻打架的事件中，无一例外地为女人打抱不平，于是陆续付出皮肉之苦的代价，甚至付出头发和牙齿。有些受到他偏袒的女人，嫌他多事，一气之下也配合丈夫朝他脑袋上抡抡拳头，使他颇为委屈。一般来说，他不会与这些女人计较。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，他也很乐意听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。
什么是哩咯啷呢？它是个象声词，描述五音阶小调时常用，在马桥词汇里也代指情人以及谈情说爱的活动。更准确地说，它表示不那么正规、认真、专心的情爱，较多游戏色彩，一股胡琴小调的味，是介乎情爱和友善之间的一种状态，不大说得清楚。正因为如此，它也只能用哩咯啷这种含混不清若定若移的符号来给以敷衍，引导一种边界模糊的想象。草丛里的野合是哩咯啷。男女之间随意打闹调笑一下，也可以被称之为哩咯啷。可以断定，如果马桥人看见了城里的交谊舞或男女同行，一定也会将其纳入哩咯啷的范围——一个婚姻之外缺乏明确分析和表述的广阔范围。
马桥人有很多语焉不详的混沌意识区，哩咯啷是其中之一。
晕街
普通话里有“晕船”、“晕车”、“晕机”之类的词，但没有马桥人的“晕街”。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，只在街市里发生，伴有面色发青、耳目昏花、食欲不振、失眠多梦、乏力、气虚、胸闷、发烧、脉乱、呕泻等等，妇女患此病，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。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，包括枸杞、天麻、核桃什么的。
因此，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，也很少在那里过夜，更不会长住。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，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，整整瘦了一圈，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。他说苦哎苦哎，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！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，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，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。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：多吃腌菜。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，外加多打赤脚，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。
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。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，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。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，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、汽油味、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，不大可能致病。事实上，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。我离开马桥之后，读了些杂书，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，就像催眠术。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，听到说睡觉，就可能真睡了；听到说鬼魅，就可能真见鬼了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，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——一旦他的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、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，那么，事实上的敌对状态，反过来会更加印证他的预想，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。
这一类例子揭示了另一类事实，不，严格地说不是事实，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，或者说再生xing事实。
狗没有语言，因此狗从不晕街。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，就有了其他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，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，一语成谶，众口铄金，无中生有，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。想到这一点以后，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。我带她坐汽车，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，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。待下一次坐汽车，我预告她会晕车，结果，她情绪十分紧张，坐立不安，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。这一类试验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，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，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。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，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。就像“晕街”一词的发明者，一个我不知道的人，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，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。
那么“革命”呢，“知识”呢，“故乡”呢，“局长”呢，“劳改犯”呢，“上帝”呢，“代沟”呢……在相关的条件下，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？还会造就什么？
我没法说服马桥人。
我后来知道，本义若不是因为晕街，也差一点吃上国家粮。他从朝鲜战场回来，在专署政府当马夫，以后很可能当干部，前途一片阳光。他像其他马桥人一样，总觉得街上的日子闷。那里少见姜盐豆子茶，没有夏夜星空之下的水流声，没有火塘边烤得热乎乎的膝盖和胯裆……他的马桥话不大容易让人听懂。他也没法像街上人起床那么早。他忘记扣好裤子的前裆总是遭同事的嘲笑。他不习惯把茅房叫做什么厕所，也不习惯茅房分男女。
他也学习一些同事的习惯，比方说用牙刷，用水笔，甚至跟着耍耍篮球。第一次上场他忙得满头大汗，到下场时还没有摸到球。第二次上场，对方抢了球刚要攻篮，他突然大叫一声“停——”，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目光一齐投来。他不慌不忙走出场，揪了一把鼻涕，又回到场内，对球员们若无其事地挥挥手：“太急火了，太急火了，慢点来。”
他不知道场上的人们为什么发笑。他听出了笑声中有恶意。他揪鼻涕有什么不妥么？
伏天，街上比乡下要燥热得多，热得好没良心。他晚上在街上游荡，看见一些女学生从面前跑过，穿得真是下，短裤下露出了大腿和脚。他还看见树阴下一排排竹床，上面有陌生的女人正在摇扇睡觉。一种类似熟肉的气味来自她们的下巴、赤足、腋下的须毛或者领口偶然泄露出来的一轮雪白。他觉得全身燥热，呼吸急促，脑袋周围一圈痛得难受——肯定是晕街了。他抹了半盒万金油也没有用，请人在他背上刮出几道红红的痧，还是脑袋炸，嘴巴也烧出了一圈泡。他挽着袖口恶狠狠地在街上转了几个来回，一脚把草料筐踢出丈多远：
“老子走!”
几天之后，他从乡下回来了，火气尽泄，笑眯眯地拿出山里的粑粑，分给同事们尝新。
那时他的一个哩咯啷在张家坊，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寡妇，身肥如桶，消除他的火气绰绰有余。
专署离马桥足有两天多的旱路，他不可能经常回去泄火。
他向首长报告，他有晕街的病，马桥人都有这种病，享不得富贵的。他希望能够回山里去做他的两亩滂田。首长还以为他不安心养马，给他换了个工作，到公安处当保管员。在同事们看来，他有点不识抬举，就在到任的第二天，居然对处长老婆非礼——当时那婆娘正在研究床上的一件毛衣，两手撑着床沿，屁股翘得老高。本义有点高兴，朝触目抢眼的屁股拍了一巴掌：“看什么看什么？”
婆娘大吃一惊，红着脸开骂：“你这个臭王八蛋，你是哪里拱出来的货？你想做什么？”
“你怎么开口就骂人呢？”他对旁边一位秘书说，“她如何嘴巴这么臭？”
“你手脚往哪里放？”
“什么手脚？我只是拍了一下……”
“不要脸的你还敢说？”
“我说什么了？”
本义一急，就说起了马桥话，说得嘴巴抽筋也没有什么人能听懂。但他看见那个臭婆娘远远地躲到了墙角，也听懂了她嘴里真真切切三个字：
“乡巴佬!”
领导后来找本义谈话。本义一点也不明白领导有什么可谈的。好笑，他这也算犯错误？也算是调戏妇女？他不过是拍了一巴掌，拍在哪里也是拍，他在村子里的时候谁的屁股拍不得？他忍着性子，没同领导斗嘴。
领导定要他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。
“没什么根源，我就是晕街。一到这街上，火就重，脑壳就痛，每天早上起来，都像是被别个打了一顿。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我说我晕街。”
“晕什么街？”
领导不是马桥人，不懂得什么叫晕街，也不相信本义的解释，一口咬定本义是拿胡言乱语来搪塞。本义感到高兴的是，因祸得福，一巴掌倒是把他的处分拍下来了，他的差事丢了，可以回家了，以后又可以天天吃姜盐豆子茶，还可以每天早上睡懒觉了。他拿到回乡通知的时候，高高兴兴地骂了一通娘，一个人进馆子狠狠地吃了一碗肉丝面，喝了三两酒。
多少年后，他有一次到县里开一个干部会，碰到自己在专署的老同事胡某，以前的一个小通信员。胡某现在当官了，在会上说的“三个关键”、“四个环节”、“五个落实”，本义完全听不懂了。胡某轻轻蹾着纸烟的动作，向右上方理一理头发的动作，吃饭以后还要漱漱口而且用把小刀削苹果的动作，本义也感到十分陌生，十分惊讶和羡慕。他在老同事下榻的招待所客房里手足无措，对着明亮的电灯也睁不开眼。
“你呀你，当初是亏了一点，也就是一件小事么，不该处分得那么重。”胡某抚今追昔，给了他一个已经削了皮的苹果。
“不碍事的，不碍事的。”
老同事叹了口气：“你现在是不行了，文化太低，归队也不合适了。你有娃崽没有？”
“有，一男一女。”
“好呵，好呵，年成还好？”
“搭伴你，锅里还有煮的。”
“好呵，好呵，家里还有老的？”
“都调到黄土公社阎家大队去了。”
“你还很会开玩笑。你婆娘是哪里的？”
“就是长乐街的，人还好，就是脾气大一点。”
“好呵，好呵，有脾气好呵……”
本义不知道对方的“好呵好呵”是什么意思，以为对方这样详细了解他的情况，会为他作出什么安排，给他什么好处，但终究没有听到。不过，这个晚上还是很令人愉快。他感激老同事没有忘记他，对他仍然客气，还接济他十斤粮票。他还回想到多年前处长婆娘的那一个圆圆臀部，有片刻幸福的神往。散会的那一天，老同事还要留他多住一晚。本义说什么也不同意。他说年纪大了，现在更晕街了，还是回去好，老同事要用他的吉普车送本义一程，本义也连连摇手。他说他怕汽油味，平时路过加油站都要远远地绕道，根本不能坐车的。他旁边的一位干部证明，这不是客气话，马桥一带的很多人都怕汽油，情愿走路也不坐车。县汽车运输公司不久前把长途线路延伸到龙家湾，意在方便群众，没料到一个月下来没有几个乘客，严重亏损之下，只好又取消那一班车。
老胡这才相信了，挥挥手，目送本义的身影上了路。
豺猛子
天子岭的层层折皱里，藏着一个小小村寨，叫岔子弓。去那里要经过一条小溪。水很冷，却不深，上面有一些冒头的石块，可供过溪的行人落脚，三步两跳，就过去了。这些石头通常披挂青苔，卧在水草丛里，没有什么特别。
我好几次经过那里，去岔子弓刷写毛主席语录或者去挑禾种。有一次，同行的人问我，过溪的时候发现什么情况没有。我想了想，说没有。他说，你再想想。我再想了想，还是说没有。他问，你记不记得水里面有一块长长的大岩头？我记不起来了，在他的一再提醒下，才依稀有一点印象。是的，上一次过溪，大概在水流中部靠柳丛那边，好像是有一块长形岩石——我在上面落过脚，还蹲在上面洗过脸。也许。
同行人笑了。他说那根本不是岩头。上次发大水，几个放牛娃崽在岭上看见，那块长形岩石突然翻身打挺，在溪里搅起一团浑水，顺着大水游到下面去了——原来那是一活物：豺猛子。
豺猛子就是豺鱼，也叫豺聋子，豺呆子。马桥人说，这种鱼吃鱼，不吃草，性子最凶，有时候也最憨实，让人踩了个把月动也不动。
这以后，我看见一些大岩石或者大木头，都有一丝紧张和警惕。我担心它们会突然扭动起来，化做什么活物倏然逃去。任何爬满青苔的地方，也许会突然裂开一只黑洞洞的眼睛，冲着我漫不经心地眨一眨。
流逝
很多词典里都收录了这个词。
《中国民间方言词典》（南海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)是这样解释的：流势，也作“流澌”。屈原《九歌?河伯》：“与女游兮河之渚，流澌纷兮将来下。”原用于形容水流迅速。今作马上、立刻、飞快。如“他饭也不呷，撂下筷子流势就走了。”
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（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）是这样解释的：流些=流时，副词，连忙：“听到咯个消息，他流些跑来了。”
有些南方小说家也各行其是地使用过这个词，如周立波在《山乡巨变》等作品中经常用到“流水”，比如：“天下雨了，他流水喊人到场上去收谷。”
除了“流澌”已被古人注解为解冻冰块，应暂时排除不论以外，“流势”，“流些”，“流时”，“流水”，“流逝”，它们稍有差异，但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，即“马上”。这些词也应该产生于多水的南国，正如“马上”只可能产生于多马的北国，大概是没有疑问的。
流逝，表现了南国人对时间最早的感觉。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。”他们发现无论是潺潺小溪，还是浩荡大河，都一去不复返，流逝之际青年变成了老翁而绿草转眼就枯黄，很自然有惜阴的紧迫感。流逝也许是缓慢的，但无论如何缓慢，对流逝的恐惧使人们必须用“流逝”这个词来时时警戒后人，必须急匆匆地行动，给这个词灌注一种紧张感。
浆
发音gang，指稀粥。马桥是个缺粮的穷山村，“吃浆”是个经常用到的词。
《诗经?小雅》言：“或以其酒，不以其浆”，浆用来泛指比酒低一等的饮料，比如浸泡粟米以后的水液。《汉书?鲍宣传》载“浆酒霍肉”一语，意思是生活的豪奢，把酒当做浆，把肉当做霍（豆叶）了。可见浆从来就是专属于穷人的食饮之物。
初到马桥的知青，容易把“吃gang”听成“吃干”，误解成相反的意思。其实，这里凡j的发音总是用g代替，比如“讲”发音为gang，“江”也是发音为gang，吃浆有时候听起来也像“吃江”。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家家的锅里都是水多而粮少，附会成“吃江”，其实也未尝不可。
冤头
有些词一旦进入实际运用，就会出现奇异的变化：它们的反义在自身内部生长和繁殖，浮现和泛滥，最后把自己消灭，完成对自己的否定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这些词从一开始就是自己潜在的反义词，只是人们不大容易察觉。
它们有自己很难看到的背影。
比如“揭示”的隐义其实是遮蔽。一部春gong片对性的揭示，刚开始还可能使观众心惊肉跳，目瞪口呆，但被观众司空见惯以后，揭示成了车载斗量和汹涌而来的重复，事情就不会有别的结果，只可能使观众一步步麻木，熟视无睹，无动于衷，面对无限春色也会连连哈欠。性的过分刺激，最终只能使性感觉衰竭乃至完全消失。
“赞扬”的隐义则是诋毁。对某一个人的诋毁，很可能使那个人获得更多同情。对一部影片的诋毁，很可能使观众在观看前降低期待值，观看时反而获得意外的好感。于是，一个有足够生活经验的人，不会不明白毁誉相成的道理，不会不体会到鲁迅先生所言“捧杀”的可怕。赞扬可以给敌手加上过分的荣耀和褒奖，引起旁人的嫉妒，引来公众本来不一定有的故意挑剔，大大增加普遍招怨的可能。赞扬也可能使敌手脑子发热，骄纵懈怠，在往后的日子自己铸成大错，不待他人指责就落入名声扫地的下场。对敌人最好的办法，更多时候其实是赞扬而不是诋毁。
那么“爱”呢？那么盐早对他祖娘的爱呢？是不是也有一种词义的背影隐藏其后？爱的情感流过去以后，是不是有令人惊讶的东西沉淀下来？
盐早的祖娘是个性子很古怪的人。白天要睡觉，到晚上反而要爬下床来，又是劈柴又是烧茶，有时候还哼哼地唱歌。盐早把她扶上了茅房，她偏不解手，盐早刚把她扶上床，她就屎尿交加臭气冲天。她呼天喊地地要吃酸蒜头，盐早好容易借来了，她又呼天喊地要吃锅巴，把酸蒜头拨出碗外，满地都是。等到她把锅巴吃完了，她宣称自己什么也没吃，肚子饿得贴了背，诅咒盐早一心要把她饿死，诅咒盐早是个不忠不孝的家伙。好几年了，盐早就这样手足无措地照看着这位老人，一个把他们兄弟俩抚养大的老人。
盐早嗷嗷嗷地叫着，对祖娘有一种特别的心疼。一看见她赌气绝食什么的，就会急得团团转，额上青筋暴突，张开一排龅牙，叫得上村的人家都听得到。他家里一张小饭桌已经整修过几次了，据说每次都是他心急如焚时一掌拍垮的。我当然明白，这样嚎叫和拍桌出自他的心疼。可惜的是，我同样明白，这种心疼正在使祖娘对他的心疼越来越习以为常，习以为贱，最后到了既不珍惜也无察觉的地步。她常常翻着白眼咕咕哝哝，念着盐早的弟弟盐午。明明是盐早给她做的棉鞋，她硬说是盐午给她做的。明明是盐早背着她去卫生院看病，事后她硬说是盐午背着她去的。没有人可以纠正她这些奇怪的记忆。
盐午在远处读书，在外面学油漆匠和学中医，从来没有在家里照看过她，甚至在她病重住院的时候也没有去过卫生院。但他偶尔回家一转，老人就要拉着他数落盐早的不是，有时候还满脸是笑，摸出一个在口袋里温了好些天的糍粑，或者两瓣已经干瘪瘪的柚子，偷偷塞给对方，奖赏她的贤孙。
盐午最擅长的是指导和指责，比方说对哥哥的嗷嗷叫大为不满：“她是个老，老小老小，你只能把她当娃崽，跟她生什么气呢？”
盐早理亏的样子，不吭声。
“她要闹的时候，你就让她闹。她精神足，阳气旺，闹一闹可以释放能量，恢复生理平衡，晚上倒可能会睡得安。”
他是个有知识的人，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不大容易懂。
盐早还是不吭声。
“我晓得她磨人。没有办法。再吵事，再磨人，也没有办法，她总是个人吧？就算是条狗，也不能随便把她杀了吧？你怎么打得下手？”
他是指盐早前不久狠狠抽打祖娘的手——当时那只手捡起鸡屎往她自己的嘴里塞。盐早事后也不明白，他当时为何那样暴躁，手为何那么重，居然两下就把老人的手打肿了，几天后还白翻翻地脱了一层皮。人们说，盐早与农药交道太多，一身是毒，打在什么人的身上，都要烧脱对方一层皮的。
“她的被子要洗了，有股尿臊气。听见没有？”读书人说完就走了。他每次回来都是这样，吃一顿饭，抹抹嘴，作出一些安排就走了。当然，他尽可能留下一点钱。他有钱。
我不能说，盐午的训斥和钱不是一种仁厚，即便是一种局外和事后的反应，仁厚还是仁厚。但这种仁厚的前提恰恰是因为他以前很少住在家里，很少受到祖娘的折磨。我也不能说，盐早的动武不是一种冷漠，即便是面对一种不可理喻的自虐者，冷漠还是冷漠。这种冷漠来自他任何办法统统失效以后的绝望，来自他失败的爱。在这里，爱和恨换了个位置，就像底片在成像过程中黑滤下了白，而白滤下了黑。在马桥的这个老蛊婆面前，人的仁厚滤下了冷漠，而人的冷漠滤下了仁厚。
马桥人有一个特殊的词：“冤头”。这个词有点像“怨”，包含了爱与恨两种含义。冤头常常处在这样一种处境：对方已经毫无可爱之处，因此惯性的爱不再是情感，只是一种理智的坚守和苦熬。人们可以想象，一种爱耗尽之后，烧光之后，榨干之后，被对方挥霍和践踏得一干二净之后，只剩下爱的残骸和渣滓，充满着苦涩，充满着日复一日的折磨。这就是“冤”。爱者可以有回报，在付出爱以后，至少可以给自己留下了某种动人的回忆。而冤者没有任何回报，什么也留不下，一直到自己一无所有和全部输光的地步，包括一步步输掉了爱的全部含义和全部特征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在道德舆论面前，冤者也输掉了问心无愧的权利。
盐早就是他祖娘的冤头。
祖娘后来终于死了。下葬的时候，盐午赶回来哭得最为伤心，跪在棺木前，别人拉也拉不起来。从他晶莹的泪光里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悲痛的真实。盐早却木木的，人家要他做什么，他才会做什么，目光很空洞，表情很呆板。也许他这些天来给老人洗身子，换寿衣，买棺木，已经忙得没有工夫流眼泪了，也没有眼泪了。
因为盐早家的阶级成分，来给老蛊婆吊丧的人不多，也没有请人唱孝歌，做道场。丧事办得极为冷清。祖娘的娘家来了几个后人，免不了把怨气一古脑朝盐早发过去，说盐午还有点孝心，眼睛都哭红了，也舍得跪，只有盐早那个家伙不成体统——据说这家伙以前对老人就不怎么样，三天两头吵架，到现在也没个交代，眼眶都没怎么湿。死了条狗也要难过的么。这个没良心的货，以后不遭雷打？
对于这些七嘴八舌，盐早还是不吭声。
罢园
兆青一直怀念这个儿子，一直想把他再生出来。一直生到第八个，还是没有成功，他未能找到额头上的黑痣。
在一个已经开始控制生育的年代，兆青的一大堆娃崽显然不合时宜。从第四个娃崽开始，他给儿子取的名字里都有一个“元”字：桂元，昌元，茂元，魁元。在马桥的语言里，“完”与“元”同音。言下之义，他的这些儿子都是终结。至于为什么一次次没有终下来结下来，他就含含糊糊说不清了。
党支部书记本义对他的言而无信非常恼火，有一次在大会上作报告，突然想起这件事，横着眼睛插进来一句：“有的人家这个元那个元，早就说元，就是不罢园，一眨眼睛，又拱出来个秋丝瓜，搞什么鬼呢？”
他又说：“搞生产也不讲究质量，生得一破脑娃崽，没一个有看相的，吊眉毛的，塌鼻子的，你不丑人我都丑人了！”
兆青在下面咕咕哝哝没敢顶嘴。
要听懂这段话，还需要了解“罢园”的含义。罢园是农事常用词，指田园里最后一轮收获，即清园，净园，息园。这个词后来也引申为（一）“秋天”或者（二）“结束”。例如：“罢园（秋天）了，要加袄子了。”“美帝国主义就要罢园（结束）了。”等等。在本义的眼里，兆青的婆娘是一块永远不息园的瓜地。